凌晨两点多，张玮还是无法入睡。她两岁半的孩子在床上翻来覆去，小脸涨得通红，一遍遍喊着：“太热了，睡不着。”
对于张玮全家来说，6月24日是法国这一轮极端高温中最难熬的一个夜晚。前几天，她还觉得勉强能撑过去，至少到了晚上，孩子还能睡着。可那天夜里，风扇已经吹不出凉意，热气像凝固在屋里，怎么都散不掉。孩子从一点多开始闹，直到凌晨两点多才勉强睡着。
张玮却完全不敢松懈。她一遍遍伸手去摸孩子的身体，担心她是不是发烧或中暑了。她知道那种恐惧里有母亲本能的不理性，但那一刻，她的害怕是真实的。等孩子终于睡着，她拿起手机，开始搜索附近有空调的酒店。
她原本想，也许应该去更远一点、去乡下找个凉快的地方躲几天。但丈夫还要上班，带着孩子跑远并不现实。最后，她找到了一个离家步行20分钟的公寓式酒店，订下了三晚。下单前，她看到酒店备注里写着：晚上10点到早上8点之间不能制造噪音。她盯着那行字犹豫了一下，前一晚孩子已经热得几乎整夜不睡，她无法保证接下来不会吵闹。但到了那一步，她已经顾不上了。
等真正入住时，她才发现，自己并不是个例。酒店里几乎到处都是带着孩子来避暑的家庭。前台排队的几位住客都说，她们就住在附近，家里热得根本没法待，大人都受不了，更别说孩子。那一刻，张玮突然意识到，自己像是成了一个“气候难民”。
这个词她以前只在新闻里见过，往往和被海水淹没的岛屿、被干旱逼走的农民联系在一起。可在法国东部城市南锡，在这场看似没有硝烟、没有洪水和废墟的高温里，她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当一个人被高温逼得无法待在自己的家里，只能临时寻找一间有空调的房间栖身，那也是一种被气候逼迫的迁移。
在酒店的三天里，她觉得自己像被隔离了。窗户不能打开，通风完全依靠酒店内部的空调循环系统。她几乎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也不知道外面究竟热成什么样子。外面的辐射依然强得可怕，她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在早晨阳光还没有直射的时候，才会短暂打开一下。孩子偶尔出去走几步，就立刻说不要走了，要回家。
张玮意识到，这场高温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很多人都不做饭了，因为在家开火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不是指钱，而是温度成本。她丈夫的同事曾说，自己在公寓里煎了一个西葫芦，屋里温度就升高了一度。所以那段时间，大家吃的几乎都是冷食、沙拉或者超市里的现成三明治。她在附近家乐福看到，带空调的超市里挤满了人，水常常卖空，沙拉和速食食品卖得特别快，电风扇和空调的货架也早就空了。
外界常常不能理解法国社会对于空调的排斥。但张玮说，到了这种时候，关于空调的争论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她理解空调不是长期解决方案，也理解生态学家、环保主义者对空调的警惕，她丈夫本人就是生态学家，也是典型左派，平时本能地反对用空调。但她也直言，当一个家庭的“生存”都成了问题时，空调就不再是理念之争，而是现实之需。她认识的一对夫妻平时生活方式极其环保，骑自行车、吃有机食品，可这次热浪中在熬过了第一个礼拜后，直接去买了空调。“因为归根结底，这已经是生存问题。”她说。
全城寻找冷气的人：咖啡馆、图书馆和酒店成了临时避难所
在法国这场持续两周多的极端热浪里，张玮的经历并不孤单。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发现，当家不再是可以躲避酷热的庇护所，如何生存下去就变成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在巴黎，作家莎拉·威尔逊（Sarah Willison）把这场求生体验完整地记录在博客上。她所住的公寓是原为奥斯曼建筑顶层仆役住所，如今被改造为仅15平方米的迷你公寓，紧贴于深灰色锌质屋顶之下。在高温最严重的时候室温达到43℃，夜间仍有38℃。
她在郊外森林的帐篷里睡了几个晚上，又试着回到自己的公寓熬了三个晚上。每到傍晚，她抱着电脑在城市里四处流浪：从共享办公空间到酒店大堂，到健身房冲冷水澡，再到公园把脚泡进喷泉里，熬到凌晨一点才敢回家。回家后，她打开所有窗户，在风扇上搭湿毛巾，裹着湿床单，穿着冷冻过的袜子，手里握着冰砖。但不到两个小时，这些临时降温工具就全都变得又干又热。到了第七天，她终于在WhatsApp群里发出求助信息，寻求一个真正可以睡觉的空调空间。
她写道，“人们的生活和日常秩序正在瓦解，做饭、清洁、洗涤全部暂停，许多人被迫住进高价酒店，整天都在应付高温、寻找解决方案，你被完全困住了。”
并非所有人能长期住得起酒店，更何况巴黎仅有25%的酒店装有空调。威尔逊白天的“避难所”是巴黎城里一间少数有空调的咖啡馆。她常常待在这里一整天，店里挤满了人。孩子们在下棋（学校已停课），老人安静读书，有人低声开着Zoom会议，还有一位女士戴着耳机拿着指挥棒，对着平板电脑上的乐谱排练。所有人都在尽可能维持日常的体面，可他们聚在这里的真正原因只有一个：大家都是“空调难民”。
社交媒体上，一场关于“哪里有冷气”的信息交换在疯狂进行。人们不断更新哪家酒店大堂可以坐、哪家咖啡馆有空调、哪个商场最凉快、哪座图书馆还在开放。高温把城市中的消费空间、文化空间、办公空间重新定义成了生存基础设施。
更大的范围里，避暑空间正在被极限挖掘。《世界报》报道，有人躲进装有空调的法院审判厅整天听庭审，有人在殡仪馆中专为家属准备的空调休息室度日。在城市地区，图书馆、电影院和博物馆等文化空间成为热门去处。与此同时，乡村居民则涌向森林、河边或山区露营地寻求清凉，但同时也造成了创纪录的溺亡事件。
不少人选择延长在有空调办公室的工作时间，或前往教堂、市立游泳池及大型商场避暑。53岁的企业主克里斯托夫·佩鲁沙甚至幽默地描述了自己一天内六次光顾冷冻食品店的经历。他在店内反复研究商品标签，排队结账的队伍虽长却无人抱怨。
这场热浪中一个与“中国有关”的意外插曲是：中国企业推出的免打孔移动分体式冷气机被欧洲民众视作“消暑救星”，销量暴增，多地卖到断货。一名奥地利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展示了他如何花两天时间在奥地利全境寻找到最后一台移动空调，并在热浪抵达之前将其买回家的全过程。
高温之下，这个曾经以露天咖啡馆、浪漫街景和慢节奏生活闻名的欧洲国家，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避暑现场。人们不再是为了喝咖啡、看展览、购物或工作而进入某个空间，而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暂时喘口气的地方。
系统开始失灵：托儿所、交通、医院和公共机构如何被高温击穿
真正让张玮感到震动的，不只是自己一家在高温中的狼狈，而是她发现，整个社会的运转都开始在热浪中变形、失灵。
那天夜里决定逃去酒店之前，她在已持续了一周多的热浪中感受到很多异常。她在大学工作，高温最严重的那几天，学校经常临时宣布下午关闭。因为建筑内部实在太热，既没有空调，也缺乏有效的遮阳设施。学校里有许多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代主义风格建筑——大面积玻璃幕墙，没有遮阳板，在极端高温下几乎像一间温室。
她还记得，自己在大学咖啡厅写文章时，看到一对明显不是学生的中年穆斯林夫妇坐在那里避暑。那个地方没有空调，只是相对通风稍微凉一点。两个人就那样默默坐着，不说话。她一眼就明白，他们大概也是因为家里太热、无处可去，才来到这里。而那个女人还必须从头包到脚。后来，连这个咖啡厅也在下午两点半关门了。张玮不知道，他们接下来又能去哪里呢？
类似的情形在巴黎更普遍。多家图书馆因空调故障被迫关闭或缩短开放时间，卢浮宫也临时调整了开放安排。高温不仅让这些公共文化空间失去服务能力，也让它们本应承担的“公共避暑点”功能大打折扣。
热浪对基础设施的击穿远不止于此。更大的系统失灵正在蔓延。巴黎一列地铁在地下发生故障时，乘客曾被困在接近50℃的高温中长达一小时。全国范围内，包括欧洲之星在内的铁路线路都已停运，铁轨在高温下出现弯曲变形，甚至高速公路也出现熔化。法国的几座核反应堆因排放到河流中的冷却水温度过高而被迫关闭或减速运行。
公共交通、能源系统、文化设施、教育场所，这些看似稳定的现代城市支撑结构，在极端高温面前同时暴露出脆弱的一面。
医院则承受着最直接的后果。虽然此前巴黎政府已经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因为酒精会加速脱水并麻痹对中暑的感知，极易诱发致命的热射病、心血管突发急症以及溺水等高危意外。但这似乎仍无济于事——大量脱水、热射病、心脏骤停患者和急救电话每天在涌入急诊系统。
最糟糕的情况不可避免地在发生。法国国家公共卫生机构称，在热浪最严重的几天里，全国比平时多出约1000人死亡，85%的死者年龄在65岁及以上，但所有年龄段的死亡人数都在增加，尤其是在巴黎地区，医院、养老院和家庭中的死亡人数增长尤为明显。
张玮对孩子所在托儿所的担忧更强烈。高温中，她发现托儿所里连一台电风扇都没有，甚至连温度计也没有。这意味着工作人员连哪间房更热、哪间房相对凉快一些都无法准确判断，更不要说为孩子及时调整活动和午睡空间。她一度不能理解：在一个极端高温日益频繁的国家，照护幼儿的场所为什么还会如此缺乏最基本的防暑设备？
她尝试通过家长委员会推动一些改变，比如增加遮阳设施、添置风扇、讨论更长期的降温方案。但她很快意识到，这个系统的反应远比高温来得迟缓。有人觉得“现状已经处理得不错”，因为孩子们可以临时被安排去附近养老院的凉快空间午睡；也有人首先想到的是，任何改造都要符合层层规范和标准。对张玮来说，这种“先证明程序没问题”的应对方式，和热浪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冲击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
“法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在一种鸵鸟式的‘否认’里。大家不是不知道问题，而是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回避真正的改变。”她说。
后来，她在酒店碰到另一位法国父亲。对方也有年幼的孩子，也同样觉得托儿所和幼儿机构在高温应对上远远不够。他告诉张玮，法国很多事情都需要层层审批，所有人都在讨论，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负责，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什么都没做成。
张玮听完深有同感。她说，这正是她对法国社会最强烈的批评之一：官僚体系庞杂冗余，效率极低，而在这样的系统里，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反应却总是滞后的。
她并不否认法国和欧洲这些年在气候适应上的一些努力。她提到，2003年热浪造成大量老人死亡后，法国养老院普遍都被要求配备空调和避难措施，医院也有相应要求。政府对老房子的隔热改造也有补贴，住房还有从A到G的能效评级，评级过低的房子甚至会被要求翻修。她承认，欧洲并不是“什么都没做”。但问题在于，这些努力显然还远远不够，整个社会并没有真正为今天这样的高温做好准备。
在她看来，高温中的不平等尤其明显。她说，这次经历让她真正理解了“气候难民”是什么意思。过去她只在新闻里看到太平洋岛屿被海水淹没，居民被迫迁离，觉得那是“气候难民”。而这一次，她自己在法国也短暂成了一个气候难民——她无法在家里生活，只能逃到别处去。而她已经算幸运，因为她勉强还有能力负担三晚酒店的钱。但还有多少法国人，没有这笔钱？还有多少人住在顶楼、住在更差的房子里，根本没有选择，只能硬熬？如果家里孩子更多，就更不可能搬去酒店。真正受伤最重的，往往还是穷人。
她回忆，那天高温最严重的时候，自己已经被逼到必须承认“这就是一种灾难。只是这种灾难不像地震、洪水那样有显而易见的破坏，它没有轰然倒塌的房屋，也没有扑面而来的洪水，看上去似乎一切还在正常运转，但实际上，它已经让很多人失去了正常生活的能力。”
“气候先锋”为何准备不足：当减排叙事撞上生存现实
这场热浪也让很多生活在法国的人重新认识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全球气候治理叙事中长期被视为“先锋”的欧洲，会在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面前显得如此准备不足？
从广东搬到巴黎的何昕，以一名孕妇的身份亲历了这场“生存实验”。她记得，这轮高温从6月中下旬就开始了，来得比她印象中的巴黎夏天更早。最让她难忘的是夏至音乐节那天晚上，她挺着孕肚乘坐RER A线和B线去市中心，车厢里的空调几乎等于没有。返程时，B线更是完全没有空调。她在车厢里被热得头晕，几乎站不住，虽然有人提出让座，她却宁愿站在车门边，因为那里至少还有一点空气流动。
对她来说，更难熬的是夜晚。她过去对巴黎的印象是“白天热、晚上总会凉下来”，但这一次不同。白天热，夜里仍热，出现了她只在中国南方城市经验中听过的“昼夜复合热”。家里因为养了猫，夫妻俩甚至讨论过夜里要不要开门通风，最后只能靠冻冰块给客厅降温。孕妇夜间怕热，“一睡着全是汗”，她只能靠大量喝水和绿豆水硬撑。
何昕的困惑并不只是来自身体的不适，更来自一种制度层面的反差。在广州生活时，她当然知道南方夏天更热，也知道高温带来的各种健康风险，但商场、医院、交通系统和公共空间几乎都配备空调，整座城市在应对高温方面有一套相对成熟的经验。相比之下，巴黎更像是在临时应付。
她认为，欧洲长期以来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减缓”气候变化上：碳排放、绿色建筑、能源等级、碳交易等，这些制度设计都相对成熟；但在“适应”层面，无论是建筑设计、空调配置、公共避暑设施还是对脆弱人群的保护，都明显滞后。很多建筑是为寒冷气候设计的，强调保温，到了夏天反而更容易蓄热；历史建筑保护、锌屋顶改造限制、空调安装受限、成本与生活习惯，也让降温设施迟迟没有成为普遍基础配置。
巴黎那些标志性的灰色锌屋顶，就是这种矛盾最典型的象征。从空中望去，它们浪漫、统一、富于历史感，是这座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住在顶层小公寓里的人来说，这些屋顶在热浪来临时更像巨大的集热板。研究发现，在高温环境下，巴黎与热相关的死亡风险在欧洲首都中居于最高水平。
专家也指出，欧洲的适应滞后带有明显的历史和制度惯性。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浙江代表处首席代表Dominik Sprenger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直到不久前，欧洲夏季仍相对温和，建筑、法规和公众预期都基于这一假设建立起来。如今热浪频率和强度迅速增加，但许多公共机构仍在按“已经不存在的气候条件”运转。学校、医院和疗养院中空调受限，不只是技术或成本问题，更体现出制度调整慢于气候变化本身。
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ClientEarth）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龙迪（Dimitri de Boer）也指出，欧洲在气候适应方面已落后于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作为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气候变化正越来越深地影响日常生活。他强调，适应措施首先应保护脆弱群体——老年人、女性、儿童和低收入人群，因为他们承受的冲击最重。除了空调等工程手段，树木、植被和水域等自然生态系统，也能有效提供遮荫和局部降温。但归根到底，化石燃料的持续燃烧，仍是引发极端高温的根本原因。
法国去年发布了一份长达388页的国家适应计划，包含52项措施；伦敦近期也推出城市防暑方案，呼吁大规模翻新住宅并升级公共建筑。但这些计划都面临同一个难题：制定目标相对容易，筹集长期资金并真正实施改造却困难得多。欧洲环境署在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所有欧盟国家都已制定适应计划，但“长期资金不足”是共同障碍。
这份覆盖27个欧洲国家、超过2.7万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五分之四的受访者在过去五年里至少经历过一种与气候相关的灾害，但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拥有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当工具；五分之一的人没有采取任何家庭层面的应对措施，超过38%的人表示，无力承担夏季保持室内凉爽的费用。
这正是欧洲当下的悖论：它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长期扮演先锋，拥有成熟的减排语言和制度工具，却在热浪真正进入生活细节时，暴露出基础适应能力的不足。过去人们谈论气候变化，往往聚焦“1.5℃”“碳中和”“净零排放”这些宏大目标；而现在，更迫切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孕妇、一个孩子、一个住在顶楼老公寓里的人，靠什么度过这一周又一周的热浪。当减排叙事仍停留在政策文本和宏大目标里时，普通人已经在卧室、托儿所、地铁和医院里，首先承受了生存层面的冲击。
现实是，世界气候归因组织对此次西欧“热穹顶”最热连续三天的快速归因分析明确指出，全球变暖是此次极端热浪背后的“绝对推手”。换句话说，今天的法国和欧洲，并不是遭遇了一次偶然的“反常夏天”，而是在进入一种新的气候常态。
高温暂时过去后，张玮重新回到了自己家里。她发现，屋里像被烤过一样，热气牢牢附着在地板和墙壁上，久久不散。她说，这次高温给她的感觉，像是突然从一场噩梦里醒过来。
她最害怕的，并不是这一轮热浪本身，而是不知道下一次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如果未来越来越多的夏天都变成这样，酒店能住几次？孩子还能怎么熬？城市又要靠什么来保护那些没有选择的人？
张玮说，她现在最深的感受就是，很多人并不是完全不懂气候变化，而是还没有真正把它当作一个需要立刻严肃应对的问题。有人漠不关心，有人习惯性否认，有人则满足于“差不多就行了”。天气一旦转凉，很多人很快就会忘记一切，好像灾难从未发生过。但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过去，它只是在等待下一次卷土重来。
“这只是喘息，”她说，“毕竟，真正的夏天还没有到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玮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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